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然而现实经济运行通常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水平，产能过剩便是资源配置低效率和非效率的一个外在表现。也就是说，一般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现象。

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国外学者主张产能过剩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下的一种经营策略。阻止企业进入的一种策略和合谋行为下的策略均衡。

但是与发达市场经济不同的是，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不是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结果。在国内学术界，关于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产能过剩形成机制上。现有文献大都从供给侧来探讨产能过剩的成因，目前关于产能过剩成因有三类主流解释。

经济结构失衡假说。学者认为产能过剩源于国有经济主导的经济体系(张维迎，1998)、政府主导的投资结构(杨培鸿，2006)和区域间技术级差较小(皮建才，2008)。这些理论，从宏观的角度给出了产能过剩产生的根源，但现实经济中的产能过剩问题却远远超出这些理论的解释力度。在非国有经济领域、私人投资领域以及技术差异较大的区域，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因此，产能过剩的成因需要从更细致的微观领域寻找答案。

市场失灵假说。还有学者认为产能过剩源于市场经济本身，更确切地说是源于市场微观主体企业决策，即投资的“潮涌”现象 (林毅夫，2007、2010)。这种观点从企业投资决策的角度分析产能过剩可能源于“企业战略共识”和“信息不完全”，具有一定的微观基础。

体制失灵假说。有研究者认为产能过剩源于体制扭曲——不合意的投资激励。这种观点认为产能过剩可能来自于体制方面的因素，比如软预算约束(Kornai，1980)、地方官员政绩“锦标赛”(周黎安，2004、2007)、体制扭曲带来的投资激励(江飞涛，等，2009)以及财政分权(王立国，等，2010)等。这些观点强调了市场机制以外的体制扭曲是产能过剩的主因，并指明了体制扭曲带来的企业投资激励是其微观基础，从而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解读。

化解产能过剩已经提出多年，如果从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算起该有20多年，然而，效果却很不理想。到底难在哪儿呢?我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还得从体制、制度、机制入手。

从体制层面改变地方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从过剩的产业看，来自相关行业协会和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年底，粗钢产能利用率为72%;水泥产能达30亿吨，产能利用率为72.7%;电解铝产能为2765万吨，产能利用率为72%;平板玻璃产能为10.4亿重量箱，产能利用率为68.3%;造船产能利用率仅为70%左右。这些行业的产能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是市场决定的话，我国钢铁产能增速远高于需求增速。粗钢产能由2004年末的4.2亿吨增长到2012年末的9.7亿吨，增量相当于2012年世界产钢排名第2至10位国家粗钢产量的总和。钢铁利润一度降到每吨0.43元，连买根冰棍都不够，钢铁产业还能生存吗?有的行业甚至一边淘汰落后产能，一边继续扩产形成更不利的过剩局面，出现“越治理越过剩”的怪圈。如电石行业2012年新增产能约400万吨，远超过全年淘汰的127万吨产能。由此可见，如果不解决体制问题，淘汰落后产能不仅市场这只手无能为力，中央政府这只手也无法调控。

实际上，我国的发展模式是“地方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即省际政府之间、市(地级)际政府之间、县际政府之间、乡际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的缺陷一是市场竞争行为导致的负外部性的监管主体缺位或大大弱化。按照经济学原理，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行为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管和约束。如，企业的排污要严格限制及治理;企业对资源破坏性的开采要严格限制及惩罚;企业对劳工要有必要的保护;等等。而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辅助之以非政府组织(NGO)和民众。一旦政府成为竞 争 的 主体，市场竞争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就无形中消失或大大弱化了。再加上中国非政府 组 织(NGO) 和民众的话语权 往 往 较弱，甚至受制于政府部门，市场竞争负外部性的监管就变得异常困难。更有甚者，某些时候、某些县级政府自身就沦为了负外部性问题的制造者，更奢谈监管了。二是抑制了市场的正常竞争。如，为了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地区保护主义措施(地方政府用红头文件推销本地酒、本地烟、本地水泥等做法时常发生)。为了保护地方经济，跨地区的经济案件都争着在本地审理，从而偏向于本地公司或本地经济，结果同一起经济案件，不同地区法院判罚大相径庭;等等。公安、司法等公器演变成了地区竞争的手段。因此，深化体制改革必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

从制度层面看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对地方政府来说，上马大项目可以带来税收和就业，所以即使很多行业已经产能过剩了，但地方政府还在不断推动上马。比如钢铁，有些没审批就立项了，等孩子出生了，不合法也既成事实了。在从政绩看，上项目就增加GDP，有GDP就有政绩，而提拔就看政绩，哪个领导也不是傻子，几乎所有领导都把它作为第一目标，中央还能调得动吗?所以，真要化解产能过剩，中央必须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中央要什么就应考核什么。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从机制层面看让市场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一些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阻碍了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功能发挥。“化解产能过剩，需健全完善市场体系，深化市场改革。要矫正现有不合理制度对市场主体行为的扭曲。其一，厘清市场和政府在解决产能过剩中的角色定位，对于解决产能过剩难题至关重要。政府应由过去注重事前审批转向注重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要建立科学严格的市场准入门槛，设计有效的退出机制，确定落后产能标准，建立落后产能退出的财政补贴和奖励机制，将各个利益相关方因淘汰落后产能的损失控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其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也是化解产能过剩非常重要的条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最基本单元，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创新工作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创新综合体，涵盖了技术、管理、制度、战略等各个方面，但最核心的是技术创新。产能过剩的本质问题是由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具体来说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导致的，如果全社会都能自主创新、杜绝山寨，如果大家都能抵挡得住所谓的低成本复制，那么产能过剩就没有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