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谁记得印尼的铝土矿出口禁令?

印尼2014年1月开始禁止出口未加工矿石时，大家原本预期受害最大的是中国。

印尼总统的大笔一挥，核准了禁令后，中国便失去了铝土矿和镍矿石的主要供应源，中国国内庞大的镍生铁及铝产业似乎陷入危险。

镍矿石出口禁令现在仍是个缓慢发酵的题材，只有慢慢影响镍市的供应情势。

然而印尼铝土矿供应中断一事，显然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中国的铝产量照样持续上升，在全球产量占比不断升高，到4月时已接近55%，几年前还只有42%。中国西北部省份的新冶炼厂正在投产增产，而其他省份则是让早该关停的老旧炼厂继续营运下去，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

确实，中国以半加工铝制品形式出口的过剩铝产量，在全球其他地区愈来愈引发警觉。就中国铝产业而言，这是个出乎意料的结果。甚至在印尼还没截断中国铝土矿单一最大供应源之前，外界已认为支持中国铝产业运作的原料政策是无法持续的。然而，铝原料供应链却没有任何紧绷压力迹象，愈来愈显而易见的是，铝土矿供应短缺也挡不了中国冶炼商的强大战斗力。

氧化铝产能上升

氧化铝在铝生产链中介于铝土矿和铝之间。就氧化铝而言，中国似乎变得越来越能自给自足。中国以往曾通过进口氧化铝来填补国内供应缺口。

中国去年氧化铝进口总计530万吨，较上年增长38%，但进口增加或许是对印尼铝土矿出口禁令做出的反应，是为了替代印尼的铝土矿。从更长的时间框架来看，过去10年左右氧化铝进口一直在逐步减少，尽管来自上述所有新铝冶炼厂的需求大增。这是因为在中国铝冶炼产能增加的同时，国内氧化铝产能也在上升，尽管二者有时可能会错配，这种情况会体现在氧化铝进口量的波动上。

目前，中国的氧化铝产量增速快于铝产量。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氧化铝产量和铝产量分别增长15%和11%。氧化铝进口自年初以来下降，并不令人意外。中国今年1-4月氧化铝进口较上年同期下降近40%。

根据麦格理银行(Macquarie Bank)分析师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国内氧化铝价格下跌速度快于国际价格，这同样在意料之中。(“氧化铝：看起来易受侵蚀的岩石”;2015年6月8日)

的确，正如这份研究报告的标题所暗示，麦格理预计中国氧化铝价格能拉低国际价格。根据普氏的估算，今年以来，澳洲氧化铝的离岸价格一直维持在每吨334-344美元区间内。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氧化铝市场并不存在供应紧张压力。

铝土矿价格走低，供给增多

不过铝土矿市场情况怎样呢?鉴于中国历来仰赖自印尼的进口，而后者在去年1月颁布了矿石出口禁令后，按理应该会造成一些供给紧张。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麦格理以衡量铝土矿交易的Clark& Marron CBIX指数变化为例。

印尼一纸禁令刚下，该指数便应声自每吨55美元升至75，不过目前又回落到每吨58美元，部分肇因于采矿和运费成本减少。

此外，涌至中国氧化铝炼厂的新增供给也“功不可没”。中国在3月和4月每月的铝土矿进口规模都超过400万吨，基本上回到2013年下半年以前的鼎盛时期，当时中国买家纷纷赶在印尼颁布禁令前加紧购买原矿。

印尼自身已不向中国供给任何矾土了，该国的出口禁令无疑扼杀了本国企业。挺身而出补充供应缺口的，除了澳洲和印度两个传统供给国之外，还新增了马来西亚等国。

中国自马来西亚的进口迅猛增加，2013年仅有15.4万吨，去年一举增至330万吨。目前动能还在积聚，今年头四个月的进口达到460万吨。此外还有伺机而动的加纳和几内亚等西非供给国，尽管自这两个国家的进口量目前还相对较小。

中国自身产量

中国原材料来源中缺少的部分或许恰恰是最重要的部分，即中国自己的铝土矿产量。中国统计机构不公布产量数据。是否有国家或行业机构实际上在汇整该数据，还不能确定。

由于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难以确定中国储备可持续程度，真是遗憾。有观点认为，中国储备有限，且相对其他国家产区的铝土矿床品级较低。

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储备似乎可以充分满足国内厂商继续以当前速度下新建铝产能的需求。尤其是如果产能距离内陆足够远，使得依靠进口从财务角度行不通。

而且，几家中国业者正在研究新科技，用飞尘而非传统的铝土矿生产铝。飞尘是燃煤产生的一种废弃物，其中铝含量可以高达45%。

据咨询机构AZ China，位于内蒙古的大唐和蒙西铝业等几家业者已经建立了飞尘铝厂，不过成本料较高。

利用飞尘大规模商业化生产铝可能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中国在采购足够的铝土矿以保持铝炼厂供应方面似乎不成问题。即便去年印尼出口禁令冲击供应，也没有出现问题。

只要维持这种现状，中国铝产出荣景就会继续下去。

从贵州进入电改试点，看地方政府的态度转变

大概半个月前，当贵州电网的小伙伴告诉笔者，经过“省里”争取，贵州也被列入电力体制改革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区域的时候，笔者还非常无脑地追问了一句：省里?是省电网还是省政府? 换来的自然是小伙伴的苦笑。

现在，总算看到国家发改委的正式文件了。但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与之前将深圳、内蒙、云南等六省区明确为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区域相比，这份文件确实不一样!

先来看以前的文件：关于深圳试点的文件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市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379号)，关于云南等四省区试点的文件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贯彻中发[2015]9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输配电价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742号)，所采用的均系“通知”的形式，而内容也均为告知所列单位成为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单位，要求各单位开展试点工作，体现了国家发改委作为上级机关对下属单位的领导权威，是自上而下的。

但关于将贵州列为试点区域的《关于贵州省列入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的批复》(发改价格[2015]1182号)却与此前的文件明显不一样!不仅名称成了“批复”而不再是“通知”，且内容的差异性更是显露无疑：直接就是“贵州省发展改革委：报来《关于将贵州纳入国家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的请示》(黔发改价格[2015]601号)收悉。经商国家能源局，现批复如下…”

看到了吧?这就是最大的不同：是贵州省发改委主动请示要求成为试点单位的!是自下而上的!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国家发改委只是表示同意、做了顺水人情而已。

这充分显示了作为地方政府的贵州省对新电改的态度：热烈欢迎电改，主动要求电改!

笔者以为，这对于新电改而言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02年电改目标未能最终实现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地方政府的消极乃至反对，这一点在建立区域电力市场、竞价上网等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当年搞得轰轰烈烈的东北区域电力市场、华东区域电力市场两大试点之所以无疾而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平衡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因此，历史地来看，电改要想取得成功，地方政府的支持必不可少。

显然，新电改方案赢得了贵州等能源大省的青睐。想来笔者也觉得不奇怪，虽然属于能源大省，又资源丰富，但贵州的经济却一直上不去。更令当地人无法接受的是，一方面由于外送能力、接受能力所限，水电厂不得不弃水，造成发电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当地的大企业却眼睁睁看着水/电白白流走却无法享受便宜的电，守着金山没饭吃，无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新电改“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思路显然让地方政府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借助新电改，能否加速推进电厂与大用户的直接交易、通过市场竞争来降低电价呢?如果能够降低电价，那不就可以发挥资源优势、提速经济发展了吗?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类似贵州主动进行电改的行为是受到国家鼓励的!有以下两个信号为证：

一是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贯彻中发[2015]9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输配电价改革的通知》中(发改价格[2015]742号)，国家发改委明确“鼓励具备条件的其他地区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

二是在2015年4月17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改委连维良副主任在回答记者关于电改问题的提问时，明确表示，“现在的试点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总量限制，采取自上而下推进试点和自下而上推进试点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根据改革的需要选择代表性强的区域制定改革方案，推进输配电价改革。另一方面，鼓励有积极性的地方，按照电力体制改革的方案来制定改革试点方案，经审批后实施”。

写到这里，笔者忽然觉得这正是新电改方案的高明之处：改革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偏向正面，地方政府主动电改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开始形成合力了～～～

贵州已经行动了，其他省区会跟进吗?

电改非易事，且行且观察。